说到古代肝炎，第一反应肯定是那碗被泼了五碗的豆汤，要么那碗掺了马钱的冷饭，再要么就是被咬了一口带着毒的狗肉。咱们穿越回那个年代，日子过得比目前慢，但病情来得也狠，说它“肝炎”，可能忒现代了。
那时候医生要么盯着病人在床铺上抽搐，要么盯着大便里有没有毒，根本没敢把“肝功能受损”这四个字挂在嘴边，就连连“肝”这个器官的名字，在《黄帝内经》里也没出现过，那本书叫《素问》，里头写得清清楚楚：“诸病连者为传经，一逆去之。”意思是身体里不好的东西串连着走，只要治好了这一个，其他的自然就平了。
那时候的“肝炎”，实际上就是“伤寒”里的“发黄”症，要么是“黄疸”，说白了就是黄胆了。 那时候人得病，讲究个“早治”。你把拉肚子拉得肚子咕咕叫，医生一看，那是“湿”，湿邪堵住了脾气，脾气不转，水就停，停久了就黄了。
那时候医书里有个词叫“阴黄”，就是那种发黑发黄的病，跟目前说的是“阳黄”不一样。阳黄是大肚子胀得像个鼓，脸黄得像蒙了灰，头昏脑涨，浑身没劲，那叫一个难受；阴黄则是光溜溜的，肚子也不如何胀，就是脸色灰暗黄，像蒙了一层陈旧般的绿，这种病往往是出于脾虚，湿气忒重，把脾胃给冻僵了。
那时候的医生治病，更看重的是“通”。通是如何通的？主要是通大便。出于古人认定，毒气在体内，大多数时候是顺着肠道往下走的。
故此治疗策略挺明确，就是拉肚子，只要把毒气拉出去，剩下的自然就好了。
这就好比目前说“排毒”一样，那时候叫“排毒”是为啥，那时候叫“通腑”。 举个具体例子吧。有个叫张仲景的医家，他写的那本《伤寒杂病论》，简直就是古代肝炎的“操作指南”。他著名的“麻黄加术汤”，实际上就是针对那种外感风寒、体内湿毒引起来的发黄。方子里面加了麻黄、桂枝、白术这些药，目标是把体内的湿邪散开，把郁遏的阳气给激发出来。
这就好比给被闷在仓库里发霉的粮食开窗通风，别看不能直接吃掉霉变的局部，但让空气流通了，霉味散散了，粮食也就未必还能吃。到了后来，医家发现光靠通腑还不够，还得顾护脾胃。
要是伤了脾胃，人就恢复不了，那还是得用“茵陈蒿汤”，这是给“阳黄”开的方子。方子里面加了茵陈、黄芩、栀子，这三味药专门对付“湿热的火毒”，体内的火毒一清，黄疸自然就退下去了。
这时候的医生，也不是啥“开药方贩子”，他们手里拿着的是竹简和毛笔，嘴里念叨的是“君臣佐使”、“标本兼治”，这些术语听起来挺学术，实际上就比目前好办得多，就是要把病邪的源头给打掉了。 并且那时候的肝病治疗，压根就不分“肝”和“胆”。在《黄帝内经》的体系里，肝主疏泄，胆主决断，它们是一体两面的。
故此古人治病，绝不说治疗“肝病”，而是说治疗“胆汁不利”。
要是胆汁上泛，眼就黄，心里就烦；要是胆汁往下流，肚子就胀。
这就好比你肚子里有个阀门堵住了，胆汁过不去，自然就在上面溢出来了。
那时候的“肝炎”，在古籍里往往被统称为“黄疸病”，不管是大肚子胀那种“阳黄”，还是那种肚子不胀、脸色发暗那种“阴黄”，都叫黄疸。等到宋朝赶明儿，随着医理的进步，才慢慢有了“肝”这个字单独讲病。
那时候的医生启动意识到，光泻胆不中，还得顾护肝阴。
这就好比目前体检说“肝功异常”一样，那时候医生已经能看出肝脏受损的信号了，比如人眼黄得像腌菜，要么手脚指甲发青，这都是肝血不足、湿热内蕴的表现。 实际上咱们现代人看“肝炎”这两个字，心里可能还带着点“脏”字，认定那是脏东西。但在古人眼里，更多是一种身体机能失调的表现。
比如“脾虚湿困”，就是脾胃功能弱了，把体内的水湿运化不动，害得身体浮肿、发黄。
这时候的医生，起初要急救，把那个虚弱的脾胃救回来，等脾胃一好，水湿散了，身体的颜色自然就回来了。整个过程里，医生不会画蛇添足地讲啥“肝气郁结”，更不会说“免疫调节”，他们只盯着大便、盯着眼、盯着肚子有没有舒服，盯着颜色有没有黄。
这种治病方式，别看手段好办，见效也慢，就连有时会出于治疗不当把病情搞复杂，比如把阳黄治成了阴黄，把虚黄治成了实证，让人白白受罪。但总的来说，那不是“肝炎”病，那叫“湿热蕴结”，那是中医对当时临床现象最准的描述。 你看，那时候的医生，也是靠着大量的临床观察和大量的药方，才慢慢把“黄疸”这个病名给定下来的。到了唐代，孙思邈写的《千金方》，里面专门有一节叫“黄疸病”，分成了“阳黄”和“阴黄”两大类，还加了一个“谷疸”和“酒疸”，这都是和饮食、睡眠、情绪相关的黄疸。
那时候的医书里，时常能看到这样的条文：“若病人目黄身黄，小便黄，其脉躁疾，此热在里也，先其热而泻之。”意思是说，要是你眼、全身、小便都发黄，并且脉搏跳动快，那是热在肚子里，得赶紧把热邪给泻掉。
这就把古代肝炎（黄疸）的临床特征给描述得挺清楚了：就是黄、热、闷、胀。 故此，当你问古代肝炎叫啥时，最贴切的答案可能是“黄疸”，而不是“肝炎”。出于在那个年代，这病就叫“黄疸”，它不叫肝炎，它不叫肝病，它叫湿热所致的全身发黄。
那时候的医生，看着病人痛苦万分，嘴里念叨着“通则不痛”，就是用大量的泻药、利尿药、清热药，试图把那毒邪给排出去。别看手段粗糙，就连粗暴，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，那是唯一能救人的路子。等到后世医家把“肝”的概念引入进来，把“疏肝”、“保肝”这些术语加进来，那才算是把这门学问给升华了。能够说，古代肝炎，就是中国古代医学在面对黄疸这一临床现象时，最朴素也最务实的应对策略。
那时候的医生，没有现代医学的“肝脏”概念，但他们精准地捕捉到了“黄疸”这一症状背后的病理机制，用古人的智慧，在冷飕飕潮湿的岁月中，为患者们一点点改善了脸色，驱散了体内的湿热毒邪。直到今天，当我们还在讲“保肝降酶”的时候，实际上也是在致敬那个时代，致敬那个古人对“黄疸”的执着探索和临床实践，致敬他们那张竹简上密密麻麻、密密麻麻写着“茵陈蒿汤”、“栀子大黄汤”的墨迹。